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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日期:2007-6-29   浏览:4776次  字号:[ ]

摘要: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尚让”;和谐社会


    提到“让”,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儒家倡导的谦逊礼让,“让”与“温、良、恭、俭”自孔子以来便成为君子修身的高标。中华民族崇礼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先民们的眼中,天地间都充溢着谦让无私的美德,使万物生生不息,运行有序。先民们在“天地不言,万物生焉”中体悟着天地精神:天道高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寒来则暑退,阴盛则阳消等。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咸谓之礼。这种化育万物的自然之序,亦是人世古礼的渊源。古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书》),以养万民为旨归,以让化争,以义导利,即“乐至则无怨,礼到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书》)。人们注重古礼所蕴涵的“让”之精义,《礼记•曲礼上》云:“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论语正义》曰“‘让’者,礼之实;‘礼’者,让之文”;《左传•襄公十三年》亦言:“君子曰:‘让,礼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天下……谓之爵德”’。“让”是礼的本质精神,礼是“让”的外在表现。主体通过习礼,从外在礼仪上的举止退让进而上升到表现个体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的精神境界。而谦让之德又是诸种美德之帅,有如晏子所说“让,德之主也,让之谓爵德”(左传•昭公十年)。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六爻皆吉,不需待任何外在条件,谦者,“让也”(《玉篇》)。足见古人对谦让之德的肯定与重视。
《史记》一书以黄帝的“法天则地”为全书总主题,而“让”则是体现这一主旨的通途。司马迁遍览古今典籍,纵观世事变迁,通过对王朝“成败兴坏之理”的探究,洞见到治政者德行之高低与政权之兴废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他推崇缘于天地精神展现个人操守品德的谦退、无私、不争之“让”。《史记》中,上起天子,下至仆夫,无论是仁义而让,还是欺世伪让,司马迁都郑重记下,不仅考察“让”这一传统美德在复杂历史流程中的迁延变化,更同时寄寓自己和平传让、以德治政、礼让为国的政治主张,以及仁爱忠恕、扶危济困、当仁不让、和谐共处的社会道德理想。


    司马迁的“尚让”思想首先体现在统治者应如何对待权位的问题上,他推举尧舜“禅让”之“至德”,为天下君主立则:有德者治天下,传位于贤。这是他的最高政治理想,以反对后世的“争天下”之弊。而在王权世袭已成定制后,太史公不得已而求其次,推崇兄弟让国之德,反对父子相杀,兄弟相争之乱。
    历史兴替中的最大纷乱是争天下,争国柄。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大多出于此;人民受难之深亦在于此。司马迁深深痛惜于无数生命、财富一次次生成,又一次次在权利纷争中被毁灭,他要寻找超越于战乱纷争之上政权的交替制。所以备受孔子推崇的尧舜便成为太史公理想的代言人。
    《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自黄帝至舜五位圣君如何勤心苦力、抚育生民的光辉业绩,特别突出了尧舜天下为公,以对万民负责的精神,对继位者进行长期而严格的考察,“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伯夷列传》)。在太史公的心目中,治天下者不仅要有杰出的才能,“抚万民,度四方”,更需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五帝本纪》),有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博大襟怀,而舜为庶民时,在“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的际遇下,仍能“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亦是常人难以企及。而能以才德服务万民者亦必受到天下人的倾慕爱戴:“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奴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同样,舜崩,“禹亦乃让舜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而禹也欲禅让于益,但“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夏本纪》)。在这一系列的禅让中,传达着司马迁贤者在位,能者任职,顺天应民的美好政治理想。尧舜禅让便是对天地无私、滋育万物精神的最好诊释。正如孔子所叹“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司马迁亦将让天下之德视为“至德”,以极崇敬的口吻称颂道:“舜之德可谓至矣!禅让于夏……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陈杞世家》)。
    然自夏启砍断禅让之统,权力世袭已渐成定制,司马迁便极力推崇兄弟让国,反对统治者为一己之私利而互相残杀。
    在“家天下”的私有制下,王权君位是人皆欲得的“大宝”。因“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所以司马迁格外重视能继尧舜遗风,推位让国的贤者。对“断发文身”,让位于弟的太伯、虞仲,借孔子之口赞曰:“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吴太伯世家》)。把让国隐居、无甚功业的伯夷叔齐置以七十《列传》之首,就因为“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俄死,天下称之”(《太史公自序》)。希望这种大德大义能流芳千古垂范后世。至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更注意发掘乱世中罕见的“兄弟之让”:延陵季子(昊•季札)三让王位,仁心可慕;卫宜公太子极与弟寿争死让国,让得惨烈悲凉;宋襄公初能让位庶兄夷,终相目夷而宋强;楚昭王数让其弟,换得其亡后三个弟弟同心辅佐其子惠王。不管这些“为让者”是为了全孝以明父志,还是出于兄弟之爱,在那个为夺权柄而父子、叔侄、兄弟间常白刃相加的乱世里,这些“兄弟之让”实在是弥足珍贵了。因为立嫡世袭制并不能遏制其他王室成员对权力的渴望,君位的至高与唯一极易引发兄弟间的争宠相杀。轻则亲人反目,政局动荡,重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尸骨未寒,其五子争立相杀,竟无暇葬父,使“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齐太公世家》),兄弟相争之急至此极矣!对区区诸侯王位,兄弟即可相争若此,更不必说对天子帝位争夺的残酷绝情了:周定王三子相继杀兄自立,秦二世胡亥矫杀长兄扶苏;汉文帝迁杀其弟淮南王(长)。透过这些屡见不鲜令人惊惊的兄弟争斗,司马迁向后人展示了亲情如何被权力践踏、灵魂缘由欲望而扭曲。历史的简帛因充斥着太多这样的篡裁、诈谋、暴力,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并“没有停留在用良知揭露黑暗,批判丑恶及善序事理之上。……而且要站在那个时代的最高点,通过树立正面的历史典型,为人类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光明和希望”12J(P47)所以他以审美的眼光去关照昊太伯、伯夷、叔齐、季札等人时,这些超越于功利之上的礼让者便也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审美意义,让后人去感受这种非功利的道德情操之美,体会贤者“求仁得仁”的高尚精神快感,从而陶冶情操,追求崇高,这亦是太史公之深意所在吧!


    其次,对掌握了国柄的最高统治者该如何使用权力的问题上,司马迁称举与民休息,不与民争利,不好名而烦劳百姓的简易谦让之政,反对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多欲”政治。
    《周易•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等人虽不是后人所言“垂衣裳而天下治”,但他们敏勉修德,从不轻用武力,亦不居功自傲,顺自然之纪,行简易之政,化育民生,故万民乐业,天下齐集。
    而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虽不能指望为政者能有五帝谦让之德,行天下简易之道,但司马迁仍对为数不多的能不烦劳百姓,与民休息的君主们予以了肯定,并严厉地斥责为功利荣名而残害民生的“贼民之政”。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汉文、武二帝的态度上。
    汉孝文帝是司马迁唯一予以较多赞誉的汉家天子。在《孝文本纪》中详细记载了他屡次谦让帝位,时时反躬自省,废严刑酷法,减租税,去肉刑,尚俭自律,罢军劝耕等种种嘉行,令太史公发自内心地称颂再三:“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凛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孝文本纪》)。“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邪”(《律书》)。虽然文帝还未具有尧舜、吴太伯那样天下为公、授能让贤的‘至德”,但他不扰民求利,不兴兵求名,私义廉洁,在众天子中已自卓尔不凡,令生活于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武帝的“多欲”之政。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又常侍从武帝巡行天下,所以对当今主上的专制暴虐和权力集团内部的阴谋争斗,对面谈之臣的伪诈、酷吏的横行,以及广大人民无可诉告的苦痛,都亲眼所见,感受深切。所以他用旁见错出之笔法,在《酷吏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和《平准书》等诸多篇章中,“以鄙夷的笔致,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治国方略的失误上,全面揭露了他的‘多欲’之治带给人们的灾难”[4,(P159)。以史家之直笔揭穿了这位当世之雄主,自私贪婪之性,虚荣喜功之心。宋代学者黄震在《黄氏日抄》卷四十六论及《平准书》写作旨意时曾说:“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追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灭,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司马迁冲破了儒家“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的束缚,用自己“礼让为国”的治政理想去评判历史长河中的天子君王。对仁爱谦逊,行简易之政的明君予以热烈的褒扬,对与民争利施“多欲”之政的骄主则予以辛辣的贬斥。
    太史公还特别记下了王者德行之优劣对朝政、民风的重要影响。为君者若谦逊礼让,则臣亦“尚让”,教化所及,民亦以“让”为美。如舜为庶民时,便已初步显示了美德的号召力:“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五帝本纪》),舜为帝时,廷里充盈着礼让之风,同列间推贤举能,乐居人下;西伯治周,也达到了“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周本纪》)的美好境界。无需严刑酷法,不必礼法束缚,而民自恶争尚让。反之,在位者若以天下为己利,私欲无穷,必多兴利之臣,同列而相谗,民亦趋利若鹜,寡廉少耻,虽君主以能让之贤者为楷模,也于事无补,武帝朝卜式的荣辱升降就最能说明这一道理。《平准书》载,河南人卜式善畜羊,能让财于弟,与人无纷争。国家有急,则持钱以佐县官,不求名利。“天子于是以式为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然“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后升至齐相的卜式上书愿赴国难,平击南越,武帝下诏“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但依是“布告天下,天下莫应”的尴尬局面。当卜式托孔仅奏请减免船税,让利与民之时,武帝便颇不悦,卜式就由御史大夫被贬秩为太子太傅。他的先升后贬并非德行有何改变,而是以其让利不争之举是否有利武帝之私欲为转移。武帝欲穷己欲,刮民财,还要以卜式为教化工具,要百姓自觉谦让,难怪百姓要对这个“精神楷模”置之不理了。究其原因,可借孔子之言以概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要施行简易谦让之政,君主有德是其前提与保障,但关键还在于用人。孔子日:“政在选臣”(《孔子世家》)。司马迁则用史实反复证明了这一命题的合理与深刻:舜佐唐尧而天下尚让,四方称美;管仲相齐,“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齐桓乃霸;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大义让颇,秦不敢谋赵;曹参袭萧何之法,无繁文苛法,而天下晏然。由此观之,以礼让为国,行简易之政赖贤臣之力大矣!而骄主俊臣则从反面验证了这一道理:商封用费中而诸侯不附;周厉王近荣夷公,然卒奔免;齐桓公亲竖刁致身死不葬;陈涉任朱正、胡武使群臣自危……。君王骄奢,臣子阿意,共相与民争利,致民心离散,社稠倾颓。古人云:“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楚元王世家》),诚哉斯言!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匈奴列传》论赞中深致感慨:“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虽然史公对武帝的专横好利多有贬斥,但他更痛恨武帝身边助纷为虐渔利百姓的“兴利之臣”。对贪利之将、伪诈之臣,司马迁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徽一时之权,而务刹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匈奴列传》)。对于和百官争利,兼富豪,竭民财,以悦君心的桑弘羊,更借卜式之口咒曰:“烹弘羊,天乃雨”(《平准书》)。
    扬明君贤臣而抑骄主接幸,司马迁以鲜明的爱憎传达着他礼让为国,行简易,富民生的治政思想,施行此政,仁爱谦逊之君,彬彬有礼之臣是其前提、保障;顺民之欲,利民养生为其核心,最终达到百姓乐业、国富民强、四方从之如流水的佳境。


    在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上,司马迁推崇儒家的揖让之礼,忠恕之德,反对出于私心的争功利己之行。从诸多让财、让利、让功名的史事中,彰显“为让者”尊上礼下,谦恭退让的高贵品格,向往人人自律、谦恭礼让的和谐社会。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赖于秩序的运行合理。司马迁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痛恨争权夺利僭越礼制之举。所以他特别记下春秋乱世中管仲奉齐桓公命,助周天子平戎以定周室,功成又辞让上卿之礼的嘉行(《周本纪》),以讥讽“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的“贼臣篡子”(《十二诸侯年表》)。将“父子相杀,兄弟相灭”(《卫康叔世家》),弑君盗国者之恶行记录于册,令之遗臭于后世,亦警策后来者。
    他赞扬廉蔺、管鲍之交,主张同列间要推贤进士,要有甘居人下的大度,反对同列间互相倾轧,嫉贤妒能,祸乱朝廷。司马迁深深了解“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扁鹊仓公列传》)之积弊,臣子间争宠夺利,能先国家后私仇者凤毛麟角,人们在目睹了赵高灭李斯,靳尚纳屈原,田纷陷窦婴,公孙弘杀主父堰、徙董仲舒的纷乱残酷后,才会更深地体会到太史公“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伍子青列传》)的愤激,才能理解生活在尔虞我诈之中的太史公为何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管晏列传》)。他对于理想贤臣的思慕之情是何等强烈啊!
    司马迁神往超越功利的知己之交,倡导慷慨相助不求回报的谦让之德,反对人们以  “市道”交,明确指出“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心胸狭隘,矜功害能者多不得善终,如废孙膑之庞涓,杀韩非之李斯都是身首异处;而以势利交合者,其情不真,利害冲突时,或反目成仇,如张耳陈馀之流;或作鸟兽散,如门客之于主家。正是“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列传》)。
    对谦让美德的追求甚至使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为处于社会底层、被统治者所痛恨的游侠立传。因为在法网日密,群臣默默、人人自危的当代,游侠们的身上却闪现出“廉洁退让”的光彩。他们重义诚信,可以让财让名,甚至舍生取义,“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所以司马迁实录其事,令这些侠士超拔于“宗强比周,设财役贫”的朋党和“侵凌孤弱,态欲自快”的豪暴大滑之上,即使逆时主之意,也要弘扬这难得的“仁义之让”。


    在行义助人和担当大任时,司马迁则主张“当仁不让”,反对虚伪欺世之“假让”。
    他倾慕为人“排难释患解纷乱”的天下高士,颂扬不畏强暴赴国急难的忠臣烈士,欣赏舍生取义的刺客游侠,更崇尚“修德振兵”、苦心戮力、救民于水火的圣主贤君。《史记》中也便有了黄帝、夏禹、文王、鲁连、申包管、司马穰苴、荆柯、朱家等众多光彩照人的形象。昭显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急危救困当仁不让的仁者胸襟。与那些伪饰谦让欺世盗名者一相对照,便更显出后者的鄙陋低俗。高祖刘邦可为善“假让”之代表,并由此而使得假让之风弥漫汉廷。《高祖本纪》载:“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好一个“便国家”的“高尚”理由!他越扭捏作态,越是俗不可耐,司马迁用“互见”妙法,揭开了对刘邦既要牢握君权、又想有尧舜美名的投机心理。跟随刘邦者多市并求利之徒,这帮不识礼仪,日夜争功不休的臣子令刘邦亦头疼不已,而叔孙通阿意,变易礼法,“尊君抑臣”,兴起了汉廷的“假让”之风。此类“为让者”并无谦让高德或侠义心肠,他们不问民生疾苦,只求自媚于主上,以言行恭谨,庸碌无为为特征。万石君石奋荣耀显贵最能说明汉家天子们对这种“奴才之让”的青眼有加。石奋初为沛公小吏,“无文学,恭谨无与比”,文帝时即因此被推选为太子太傅,景帝时徙为诸侯相,即使退休后,仍一副“恭谨无与比”之态:“过宫门胭,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万石张叔列传》)。同样,建陵侯卫给初以廉洁谦让而闻名:“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由此他封侯拜相步步高升,但司马迁特意加了一句“然自初官至垂相,终无可言”,真是于国于民一无裨益,而“天子以为敦厚”。在太史公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涌动于文中的焦虑与不安,和他对这群阿谀诈伪,贻误国政之徒的揭露与鞭挞。


    司马迁倡导在功名利禄前积极主动的谦让,功成身退是其向往的理想人格,反对君主私欲专权,逼迫人们做违心之“让”,所以他特别记下了许多功臣们的“无奈之让”,揭露统治者过河拆桥专权残暴的本性,对不谙君心不知退让终遭横祸的功臣表达了深深的惋惜。
    范蠡佐越灭吴,劳苦功高,但在封赏之际。悄然隐去,且在留书中对大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嚎,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越王勾践世家》)。而文种的随后被赐死,证明了范蠡的退让是多么及时!范睢助秦昭王“废楼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谏逐客书》),功勋卓著,炙手可热,而燕人蔡泽举商鞅、白起、吴起、文种之遭遇,便使范睢心胆俱寒,甘心让贤,只求全身而退。身为汉家第一功臣,萧何为自表忠贞,亦不得不助汉诛韩信,又辞让封邑,散尽家财以佐汉军,更以低价强买民宅以“自污”,以博“上乃大悦”的效果。周绛有再造汉室之功,辞相归乡后仍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绛侯周勃世家》),恐功高而见诛,竟至于斯。
    在这些不得不委曲求全拱手相让的功臣背后,闪现的是专权者忌刻贤能的狰狞面孔。“让”作为表现主体修养的自觉行动,在汉廷中却已扭曲变形:功臣恐诛而让,君主专制却要假意谦让;庸碌之臣卑颜退让,司马迁用这些变形变味之“让”,批判了高度集中的权势和膨胀的私欲对“谦让”美德的压制与摧残。其实越王勾践不能与功臣共享江山的原因并不是他的“长颈鸟嚎”,而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政权的高度集中,欲望的排他性,都必然使君主对才能过己的功臣心怀戒惧,必欲除之而心安。从商鞅、文种、韩信、周亚夫等人的遭遇,到后世杯酒释兵权等历史事件,都可以看到历史惊人的相似性。
    司马迁虽无法看到后世社会的变迁,但他站在先哲们的肩膀上纵观历史流变,以对子孙后世高度的责任感,思索着如何免去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怎样让君臣们走出“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怪圈,改变世人趋利若鹜以势利相交的风气,为历史开新运,为万世致太平。因此他用尧舜禅让给后人指出一条以天下为公,服务万民,选贤授能,和平传让的道路;用廉蔺、管鲍之交传达人与人之间要理解尊重,以让为美,慷慨相助,知恩图报的社会道德理想。在暗世中努力彰显仁义谦让者的美名.描画功成身退者的潇洒,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评判中,亦形成了太史公独特而系统的“反争尚让”思想。
    “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于圣王,洒及民间.虽曾因权势高压而产生变异伪诈之“让”,但高尚仁义之“让”却如一轮皓月,异彩永放。让我们从《史记》中领悟太史公对后人的殷切期盼,学会在矛盾中忍让,在利益前谦让.从而建构一个“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乐书》)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陈桐生,不是六艺,胜似六艺[J],孔子研究,2004(1).
[3]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七)[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潘啸龙,楚汉文学综论[M]],合肥:黄山书社,1993.


【文章出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余英华(1973—),女,广东惠来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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