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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舜文化特征与舜帝精神
日期:2007-6-29   浏览:2089次  字号:[ ]

摘要:两大考古发现——湖北郭店楚简和山西尧舜古城遗址的发现,为舜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材料。由舜帝实践经儒家总结的道德文化包含了人伦、职业、社会、宇宙四个道德层次构成了四大特点。舜帝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强不息和“天下为公”两个方面。
关键词:舜文化;舜帝;舜帝精神


    一、两大考古发现对舜文化研究的影响
    我国考古两项重大发现——湖北的郭店楚简和山西的尧舜古城遗址的发掘,不仅为我们研究舜文化提供了新的历史佐证,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1993年,沉睡于我国湖北荆门郭店村二千余年(竹简制作时间在公元前310年至前300年间)800多枚竹简(13000多字)终于面世。那是孟子、庄子、屈原仍然活着的年代。这次发现于1998年5月公布。这是一次震惊世界学术界的地下文献的发现。它使我们对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庞朴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博写过不少文章评介过郭店楚简。郭店楚简里揭开了儒学三重道德体系的本来面目。其中有新发现的《唐虞之道》,这对于研究《尚书•尧典》提供了新的史料。《尚书》主要讨论政治问题。庞朴先生说:“这次郭店楚简的出土,在儒家伦理学方面,也给了世人一个惊喜,那就是,它向我们披露了儒家伦理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三重道德层次。”它们是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天地道德)。[1]竹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这为我们提供了舜帝道德文化的内涵及其与儒学的关系。这是研究舜帝道德文化非常重要的发现。
    考古的另一项重大发现是2000年6月公布的山西省襄汾县境内发掘的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专家们推测,中国的文明国家起源可能比人们认可的夏代早上一千多年。尧舜时代已有了文明国家,那么,虞舜无疑是国王而不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舜文化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华文化。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和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尧舜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它们是三个远古文化源头,既是各个历史时代的概括,又是中华民族共祖的概括。尧舜时代城市出现及其规模的扩大,文字产生及其交往的扩展,青铜器的发明及其生产力的发展都标志着文明国家的日臻成熟。
    据《史记》、《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等古籍所记载,虞舜为中国上古五帝王之一。我国投资大量人力财力修建的炎帝陵、黄帝陵和舜帝陵构成了中华三大远古文化景观。它们是联结三种文化的超血缘的血缘纽带。舜文化中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人文史料是中国远古文化闪光的结晶。它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汇入了华夏民族文化血液之中。
    二、仍然面临如何对待传统道德文化的问题
    以“德治”为内容的中国道德文化是一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在具体分析道德文化之前,先得弄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弄清道德的概念。何谓道德?按《辞海》的解释(狭义)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永恒不变,适用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道德是没有的。我这里所讲的“道德”是广义的道德。它指的是“德治”传统道德。正如谭双泉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道德政治模式。”[2]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发掘舜文化遗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舜文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思维方法。我们应当认真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批判、改造和诠释,从而实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目的。今天我们研究舜帝道德文化的观和史料,主要来之于儒家学说及神话传说。对于儒家“德治”的观念,中国历代志士仁人都提出过深刻的批判。我们在发掘传统道德文化时,绝不能以为经过二十世纪几代人的努力,儒家倡行的“三纲八目”封建伦理意识形态已经灰飞烟灭。到今天儒家道德文化的腐朽观念仍然死而不僵。专制主义和奴性主义的老根依然存在。鲁迅先生早在1907年就说过,新中国文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遂,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3]一百年过去了,鲁迅先生提出的继承传统的方法和建设新中国文明的任务仍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仍然很艰巨。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起,到宋代程朱理学家们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得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结论;再到清代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专制主义成了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贯彻于中国几千年“政教礼俗”之中。他们把皇权绝对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在皇权之下,整个国家成了皇室的私产,全体国民成了皇帝的“子民”,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其专制政策的。绝对的皇权培养绝对的“奴隶主义”。儒学最通行的伦理道德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懂得只有愚其民,才能奴其民;只有奴其民,专制主义才可以搞暗箱操作。董仲舒发明了天人感应论。这是一套精微绝伦的理论。当皇帝的都有“瑞应”,谁反皇上,就是反抗“天道”。绝对的皇权需要绝对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一元论保证皇权不受限制和监督。这就是中国的“伦理政治化”或“政治伦理化”。这些道德观念与舜帝“天下为公”的道德认知和践履已毫无共同之处。因此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痛斥儒家“德治”礼教是“吃人”的礼教。
    这样说来,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可以肯定,可以继承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不但有,而且还有不少好东西。从郭店楚简中解读的儒学道德观,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当时的儒家们的言论主要为了当时制定一系列行为准则,并没有想到为专制主义服务。他们的诸多言论,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包含的注重个性的观念;“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包含确立独立人格的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等等,都是现代或者将来的人们必须继承的“跨时代伦理”。又如,孔子的“大同”思想,反映了早期儒家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今天我们对待这份文化遗产,一是要充分认识它的积极意义。正如李宗桂先生所言:“那种大同世界,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模式化。它具有小生产基础上的质朴特点,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诚实无欺,换取他人同样的回报;人人相爱,各有所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虽然是幻想,但毕竟表达了人们的善良愿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二是既要推陈出新又不能机械附会。如我们不能把“天下为公”简单化为“实行社会民主”,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成是“真正的博爱”等等。
    三、舜文化的本质特征
    舜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
    舜帝道德文化的产生是农耕经济发展和国家出现的产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道德文化恰恰是尧舜时代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农耕时代血缘宗法伦理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早期形态。
    道德活动是人的自由意志及主体能动性充分展现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实现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才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尧舜时代已经进入“人的精神与行为自律”的时代。这标志着我国古代文明国家的运行机制已有相当水平。如前所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这在舜帝道德文化中已充分表现出来了。对此,《尚书》、《史记》都有明确记载:“德至舜明”,“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郭店楚简首次揭开了老子和儒家思想与舜帝道德文化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研究舜帝道德文化内涵提供了佐证。据此,笔者认为,舜帝道德文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舜文化的四个特点。在这四个方面中,第一、三、四部分分别为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第二部分为职业道德,它处于人伦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在行文中,我们对历史资料按推陈出新的原则作出了适当调整。
    (一)爱亲重教、宽容仁慈的人伦道德(人与家庭成员的关系)
    舜二十而以孝闻,被四岳荐于尧帝。尧以二女下嫁舜,以九男与其相处,观察舜治家和处事之道,发现舜遭到父亲、后母、弟弟的加害,仍以宽容仁慈之心对待他们,其爱亲而能忍气的仁慈精神为千古之范。同时,他命契作司徒,到四方传播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从此,古代家庭人伦道德逐渐推行到全国
    (二)勤劳守信、乐于助人的职业道德(人与职业的关系)
    舜帝耕于历山,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在他的感召下,其他的人也纷纷效法而把肥沃土地和上好渔场让人。他是制陶能手,“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他在河滨制作陶器,河滨之陶都不粗劣;他在寿丘做生活用具,在负夏一带做过生意。他从事经商能诚实守信,从不欺行霸市,弄虚作假。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
    (三)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的社会道德(人与社会的关系)
    舜执政后,心怀天下,勤政爱民。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巡狩,体察民情,处理政务。他以“厚德载物”的博大民族精神爱贤尊贤。他执掌国家大权后举贤任能,“举八恺,用八元”,“流四凶族”,最后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胸怀,选定带领民众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表现出“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境界。
在政治生活中,舜“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妄人”更体现出广开言路的作风。他推行以和为贵的方略,对西北三苗裔“舞干戚于三苗”,以德感化三苗,使他们“弃恶从善”。从此,出现了“九族亲睦”,“合和万邦”的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局面。因此,《国语》赞扬“舜勤民事而野死”。唐代诗人张谓在《九疑作》诗中写道:“尝闻虞舜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舜帝的德政,是屹立在中国人民心中一块不朽的丰碑。
    (四)自强不息、不断追求的宇宙道德(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一,早期儒家从舜帝自强的不息追求中,教育人们逐渐养成至善至美的“浩然之气”,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我们从舜帝神话故事看,舜帝一生都在自强不息,不断追求、不断创造。郭店竹简里的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是把尧、舜当作天地道德或宇宙道德的典范的。简文中多处提到“善”是可修的,可以追求的。一个人通过追求、修习的方式可达到善。再经过追求修习的善德谓之“信”(确实存在的一种境界)。在此基础上,再经过追求、修习便达到“美”、“大”的更高境界,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神圣的境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孟子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以“尽心、知性、知天”为认识方法,在主体精神领域内完成人与天合一,以养成“浩然之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不是后来被董仲舒们用来对王权神圣化、迷信化的概念。那是变了味的思想。早期儒家认为,要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要自强不息,不断追求和创造。因此,《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其二,早期儒家从舜帝韶乐和南风诗中,启发人们领悟理想境界。儒家和道家都对舜帝自强不息的精神进行过诗化和美化。他们用音乐的美来宣扬这种精神,用凤凰之美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舜帝创造的韶乐,正好充分显示了舜帝宇宙道德之美。韶乐被当作崇高的、理想化的精神体验。这种永恒的精神(人在大自然面前自强不息的精神)的基本形式得到了儒家高度的评价。“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是赞颂舜帝宇宙道德之诗美的一例。孔子则进一步美而化之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并进而赞美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后来,人们对舜帝达到“天人合一”的宇宙道德之境的赞扬,几乎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剔去其神化部分,我们以为其实就是舜帝精神到了能与自然和谐与共的境界。这样来读下面这段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尧之试舜,可谓多术哉!震雷使人丧胆,烈风雷雨使生物恐惧失常,“而舜方此泰然不迷,岂惟度越寻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实相也,历践至此,天下无难者矣。”柳宗元称赞舜帝“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即七项政事: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6]又有人说:“舜好生恶杀,凤凰巢其树。”这些都是说,舜的道德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至高境界。舜帝宇宙道德境界对于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升人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都富有现实意义。
    四、舜帝的精神内涵
    我认为,舜帝精神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天下为公”的爱民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融合。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上文已作了阐释,这里着重谈“天下为公”的爱民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天下为公”是儒家的理想境界。郭店楚简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礼记》产生的时代。我国学术界以前一直把《礼记》放到比较晚(如冯友兰先生把它定在秦汉之际)的时代。但在郭店楚简里除了《缁衣》篇外,至少还有十几处出自《礼仪》、《檀弓》、《乐记》等篇。这样看来,《礼记》的许多篇什早在公元前330年就有了。而《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的产生时间也可以提早许多年了。以此证明它出自孔子的时代而非汉代文人杜撰。《大同》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把尧舜的时代概括为“大道”推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国家首脑能做到“天下为公”。后魏温子昇在《舜庙碑》文中也说:舜帝时代是“大道御世,天下为公”的时代。这是一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理想社会。如前所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乌托邦社会,他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好理想。天下为公包含了双重精神内涵:一是爱民主义精神。(以人为本精神)民是国之本。这就是陈寿说的“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没有爱民主义,爱国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置它的国民生死于不顾时,他鼓噪的爱国主义就是虚伪的爱国主义。因为,不爱民的政府哪能让人民有向心力呢?正如何龙先生所说:“假如国民在国外遭绑架受虐待而国家领导置之不理,假如本国的某些地方‘外宾’能去而自己的人民不能去,假如本国的一些机票要用外币才能买得到,假如有一批贪官污吏把国民作牛马驱使……那么整日呼喊人民爱国恐怕不是事倍功半就是事倍功无。”“这就如同家长对儿女安危温饱不闻不问却要求他们热爱家庭一样难以奏效——国原本是家的放大。”(何龙《爱民主义教育》)二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国”有严格的历史内涵,两千多年来,中国专制主义搞的都是“天下为私”(天下为私家的)。在独裁统治者眼里,“国家者乃家天下也”,这时若号召人民爱国,人民实际上“无国可爱”。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世世代代受到的是“热爱奴役”的教育,从来不曾享受过“国家主人”的滋味,他们从生到死处于受压迫,受奴役,受愚弄的地位,试问,这种情况哪里还有爱国主义可言呢。我们曾极力嘲笑过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本性,但不管他们是“欺骗人民”,还是稳固政权争取连任,哪怕是被迫爱民亲民,其客观效果也是于民有利的。我们从媒体看到西方国家领导人如何保护百姓的诸多事例。这些举动也许正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家笼络人心的“亲民术”,可是这总比“私天下”的暴君行为和那种不管人民死活的“离民术”更易为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民众感到自己时时刻刻都处于强有力的保护之下,由此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亲和感。何龙先生说得好:“在一些官僚眼里,人民无奈他们何,他们也就可以胡作非为了。但正如庄元臣所说‘君必自附其民,而后民附之;君必自离其民,而后民离之。’不爱人民的人,人民终将在感情上与他们离异;而民心一散,‘爱国’又从何谈起?”总之,爱民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儒家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就叫“公”,否则就叫“私”。爱国主义是爱民主义之果,爱民主义是爱国主义之因。离开了爱民主义,要么是虚伪的爱国主义,要么是虚幻的爱国主义。
    我们为什么用“天下为公”来表述舜帝之魂呢?理由如下:
    其一“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价值原点。
    一个国家的传统道德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而要将体系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就必须有一个价值原点,作为其灵魂才能实现。”“天下为公”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价值原点,就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原点一样。同时,一个国家的传统体系的核心更多地显示出全民性。大家知道,历史进程中作为文明成果积淀的各种一般的道德规定是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传统道德核心一旦被一定阶级所利用和诠释,也往往不同程度显示出阶级性。“天下为公”的全民性和阶级性不是相互孤立、互不相关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贯穿于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各阶级的历史结构就是由“天下为公”这一价值原点整合起来的。从这个意义看,“天下为公”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全民性和跨时代性。
    其二、“天下为公”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道德文化中崇尚群体的优良传统。
    “天下为公”最能体现舜帝倡行的群体意识。历代文人都称赞舜帝“以君子之大德,为帝王之称首”,赞扬他实行“选贤与能”的“公天下”禅让方式;赞扬他“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舞干戚怀四彝”的民本思想与“和为贵”的治国方略等等。一句话,舜帝是“天下为公”的典范。无论是“尧以义忠,舜以勤死”的传说,还是“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的民谣,都表明舜帝在人门心目中就是一位“天下为公”的圣贤。
    舜帝道德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与历史上的群体意识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是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真实的集体”(马克思语),它同历史上产生和存在的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宗法群体,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统治集团的小集团、小帮派这类“虚假集体”是根本不同的。但舜帝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群体意识能够唤起个人对集体的道德责任心和义务感。“天下为公”包含了爱民亲民的民本意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这有利于我们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成“义”之所在,公民和个人必须将其摆在首要位置。
    其三、“天下为公”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道德文化中注重精神的传统。
    “天下为公”的内涵具有博大的历史包容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对“天下为公”会有不同的解读,都争先将舜帝“天下为公”之圣德当作自身的精神支柱。
孔孟儒家将它看作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的“道德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提倡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一个人通过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便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精神上获得“天下有道”的宇宙本体;政治上追求“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真正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从秦始皇到清代帝王们把它看作“道统”,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佐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唐凯麟教授所言:“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同一种道德行为可以在不同精神的支配下产生,也可以包含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行为动机和目的,因而它的自觉程度、道德价值及其所显示的道德境界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于那些社会各个阶级都不能否认的、具有全民性因素的一般的道德规定的实际行为活动之中。”[7]封建专制统治者认识和践履“天下为公”的道德核心,并不能证明这一道德核心的不可靠,而恰恰反映危权政治所特有的形式性,狭隘性和虚伪性。
    到了近代,“天下为公”又成为无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力量。“天下为公”一语,代表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革命理想,也是孙中山多次书写用以自勉和鼓励同志的文字内容。今天在欧美各国的“唐人街”牌坊中,仍然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浑厚雄健,气势恢宏的“天下为公”楷书横披。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动员千百万人民投身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曾经喊出“天下为公”相一致的口号。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不执不扣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要做官当老爷。
    目前,经济全球化势在必行。这一趋势对于道德文化的冲击,恐怕首先是对于“公”字的词义的新诠释。对于“天下”的概念也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地球村”。在今后“地球村”的游戏规则中,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都将是危险的,是与“天下为公”的理想格格不入的。
    其四,“天下为公”是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可或缺的优良传统。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天下为公”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一是爱民主义内容。我们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办任何一件事,都应首先考虑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有损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爱国主义内容:每个公民都要把国家(天下)之事看作公共的大事认真对待,每个公民都不能干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方面:“我党倡导的以文明礼貌、乐于助人、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7]这些规范都离不开一个“公”字。这个“公”,在任何时代,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四是奉献精神:每一位国家公民都应当从自己做起,为祖国多做贡献,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放弃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天下为公”就是爱国奉献精神。
    以爱民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内涵的“天下为公”的舜帝之魂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它经过历史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感同身受、最富有凝聚力的人文精神。以“天下为公”为起点,便有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国而忘家,公而亡私”(贾谊);有了“圣人不利已,忧济在元元(即平民)”(陈子昂);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也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可见,“天下为公”点燃了中华民族不熄的爱国主义之火。
    五、弘扬舜文化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转折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的道德文化提供了现实契机。这是因为,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保证,而要使这种社会功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就必须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道德文化就成了获得这种形式的重要途径。
    另外,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常常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尤其是那些能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和要求的内容和成份。这类文化传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反映了反专制、反压迫斗争和革新的需要,反映了人们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祈求。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对舜帝道德文化遗产作出科学的梳理、现代诠释和必要的改造,就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找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赖以生长的历史依托点。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有用部分进行重新熔铸,并使之升华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成因素。


参考文献:
[1]庞朴.三重道德[J].寻根.河南:大象出版社,1999(6)
[2]谭双泉,曾静.略论李大钊对传统道德观的批判与改造[J].湖南社会科学,1995(1)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6]周秉钧.尚书易解[M].长沙:岳麓书社;1984
[7]唐凯麟.试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整合力量和价值动因[J].湖南社会科学.2000(2)


【文章出处】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田葵(1940——),湖南桂阳人。前零陵师专副校长,现任零陵学院中文系教授,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兼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专著有:《浪漫派导论》、《中国书法艺术》《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临池择存》等5本,发表学术论文110多篇。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获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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