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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舜禹时代的人口
日期:2007-6-29   浏览:2078次  字号:[ ]

    (一)问题的提出
    “舜、禹时代的人口”[1]是史前期人口,历史人口是史前人口的继续。世界上有比较完整的史前期人口数足资研究的,只有我国[2]。
    我国人口史前期约二百万年,有史期不过四千多年。史前期是传说时代,史前传说可用考古资料验证,但是考古资料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空白。禹后其人,治水其事,依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舜、禹所处的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金属器已初见萌芽;这个时代总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代总是有人口存在。所谓“尧、禹有九年之水”[3],又不免有黄河沉滥等水患。部族联盟的为政者怎能坐视万民葬身鱼腹?
西晋皇甫谧根据《汲冢纪年》[4]所记禹后以来的历史传闻,在他的《帝王世纪》中,转载了禹后时的九州定垦地920,8万顷,人口1,355万人。后来的《通典》等文献都相继转载,应当不是盲从的。
    有人认为《汲冢纪年》是战国时人所作。又有人认为皇甫谧依据的是《禹贡》。其意“无非都是后人所作,不可信”。其实,史前期既是传说时代,如果后人没有把它转录下来,也就没有传说时代可言。根本问题在于这个传说的人口数,和它所处的经济时代(基本上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进程,是否相称?
    (二)判断这个传说人数的真伪,可以从两个前提入手
    第一是舜禹时代的计数能力,能否达到这样高度?据《雵书、同律度量衡》说:“以子谷柜黍中者千有二百实为龠”。以龠为单位:一龠1200,一万龠是1200万。帝尧时有“协和万国”之说,计数能力已超过万。舜禹把握的九州人口是11,300龠,就是现在说的1,355万人。
    第二是舜禹能否突破当时各族“老死不相往来”的森严壁垒?根据文献所载,可以断言:九州人口数是禹奉舜命,治水平土定九州的副产品。
    “治水平土”关系到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共同利益。凡是尽力为各族救苦救难的事业,必然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与爱戴。禹“劳身焦思”、“薄衣食……卑宫室”,“居外十三年”,“之裸国,裸人、衣出”;奔走于各部族,说服又组织“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致费于沟域”。并且为某些部族解决种稻和救荒的生活问题。如“令益予众庶稻(种子),可种卑湿”。“又命后稷”予众庶难得(饿而不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或助民迁地就食。于是“九州攸同”、同心协力治水平土;四方水退,各族安居;并且“众土交正”、整理好田地;“致慎财赋”[5],谨慎地劝告各族参加以舜为首的部族联盟,任土作贡。各族欣然从命,统一于以舜为首的华夏旗帜下。这个时期,据《英国百科全书、人类人口》中说:是“现代人的种族”的形成时期。在我国,却是各族人民第一次携手前进。也正是禹、益、稷会同各族人民治水平土、推广水稻,调剂民食的过程中,取得了各族人口数。
    (三)舜禹时代及其人口的社会结构
    据上所叙,舜禹不仅可能而且已经得到九州各族人口1,355万人;九州仅及祖国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左右,因属中原沃江之地,较利于人口发展。它是历史的产物,客观地反映着新石器晚期的历史发展水平。
    一般地说,以黄帝[6]为首的传说时代,处于仰韶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他总结旧石器人的经验,为“勤劳心力耳目,节约水火材物”[7]。仰韶晚期,随着生产力空前发展,剩余劳动继续增长,父系氏族公社取代母系氏族公社,并加强部族联盟,以扩大对自然环境的斗争。这项任务,在他三百年后的“尧、舜、禹”传说时代特别严重,这时相当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
    各国历史发展的经济分期是一样的,具体年代则各不相同。在同一经济时期是可以类比的。例如:舜禹时的人口,相当于新石器晚期世界人口5,000万的27%。
    “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8]可以看作一万个部族(落)。按1,355万人口计,平均每个部族1,355人。18世纪初,美洲各个原始部落的平均人口不到2000人[9]。解放前,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原始部落人口2,000人[10]考虑到年距,彼此都是相称的。
    《尚书、尧典》有一段话,可以借来分析舜禹时代人口的社会结构。它说:“以亲九族”(部族联盟的九个部族);‘“平章百姓”(共计一百个胞族);“协和万国”(有一万个部落)。这和古罗马人口的社会结构一样:一个部族有十个胞族、一百个氏族[11]。平均每个部族是1,355人,每个胞族136人,每个氏族14人。这和新人阶段的山顶洞人这个女儿氏族人口差不多。山顶洞人遗址发见10副人骨[12]。虽未必是全部,但全部也不会超过20人。
    母系氏族公社的成年女儿,往往率领自己的子女和群夫出去另立氏族公社,即女儿氏族,为胞族的成员。山顶洞人属于这种女儿氏族。也有少数女儿氏族,作为母系氏族公社成员而住在一起。
    山顶洞人的人口资料,表现为女儿氏族公社的内部结构。遗址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有七副人骨,它对下室而言是存活人口;下室是埋葬已死的成员,有三副人骨,死亡率高达33.3%。上室的七人中,一个中年妇女可能是这个女儿氏族的酋长;一个青年妇女是酋长的妹妹,一个成年男性,是酋长姐妹的群夫中的幸存者;已死的群夫已分别还葬到自己母族公社去。一个60岁以上的男性,肯定是已死的老母亲的群夫中的悻存者,他死了也要还葬的。此外是一个少年、二个小孩,无疑是酋长姐妹的儿女。祖孙三代仅七人。
    下室三个人,根据人骨在死时的年龄,确定其中一个中年妇女是上室姐妹的老母亲。一个青年女骨是酋长的姐姐。一个老年男性,有人说他是受尊敬的人;不是,是出嫁还葬的老母亲的兄弟。这就是外部群婚制,男子出嫁,死后还葬;女子娶夫,夫死归葬其母族。传说是伏牺和他的同母妹以身作则,反对内部同辈群婚制而实行婚姻革命的内容。于是出现“自由恋爱”:“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四)“勤劳心力耳目”,是原始人口发展的物质基础
    舜禹时代的人口,占世界人口27%的领先地位。高死亡率、高出生率的原始人口总过程的特征,在缓慢地转变。
    猿人群体人口上下于20—100人之间,一般约40人[13]。死亡率高达60—80%山顶洞人的死亡率就看得见的来说,已降为33.3%。高出生率始终占着微弱的优势,才免于灭种。西方的某些人口学家,把所谓“两高”说成规律,说成生物人口规律在人口生产上的表现,所谓人口增长超过食物增长,形成了多生多死的规律。有人怀疑舜禹时的人口数,以为“两高”之下不可能这么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了。
    猿人时期的高死因结构:第一位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婴儿和少年的高死亡率;第二是食物中毒;第三是冻死和流疫。
    母亲随集群出去采集时,“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踞(婴儿被毒蛇猛兽啣去吃掉)而不知其所以然”[14]。
    “置余粮于晦首”是“人民少而财有余”[15],地旷人稀时应有之事。
    “兽处群居,以力相争”[16],没有自卫能力的婴儿和少年,被狼吞虎嚥,是在所难免。中国猿人群体人口的年龄结构内,约有三分之一活不到十四岁[17]。
    “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蚘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18]。中国猿人学会利用天然火,和古人阶段的“隧人氏钻木取火”[19]后,“燔物食为,使民无腹疾”[20]。“夏多积薪,冬则炀之”取暖[21]。新石器时期,又传说“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泉水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22]。火兴有熟食、卫生、照明、取暖、作工具和当武器等作用。
    据人寿保险学家的测定:“猿人、古人和新人的实测限界寿命是40-60岁。理论值是78,93,94岁”[23]。新人阶段山顶洞人中有个超过60岁的男性老人,可为佐证。为什么原始人口有长寿的可能呢?首推黄帝总结的“勤劳心力耳目”。他们一生和环境争生存中,始终脑体结合:以致每个成年人,都锻炼成保险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强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事”[24]。正在脑体结合的劳动中,才使猿人相继完善体形、增长智力、发展体质,逐渐进化为古人,进化为和现代人差不多的新人。
    (五)人口和社会,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从公元前二百万年起,晋城苗城出现早期猿人,留下活动遗迹。前170万年前后,云南元谋,广西柳城,出现猿人,留下牙齿化石。一直到夏启为首的夏代向奴隶制过渡,整个原始时期,有一条人口规律起着作用。它是人口和社会相互制约的历史产物。
    “人口规律……实质上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规律”,“劳动力是否与生产资料结合,和两者结合时的质的情况、量的比例”,反映着“社会形式”[25],决定人口消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
    原始社会的特征是“天下为公”[26],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作为采集劳动对象的自然食物资源,任由原始人享用。
    猿人群体人口上下于20-100人,一般40人。按全世界可供狩猎和采集的陆地面积,平均每平方公里所能养活的人口是0.08人[27],即每个平方公里的食物资源只能活一个人月,12.5个平方公里才能养活一个人年。我国土地肥沃,气温适宜,养活能力较高。
    猿人群体人口以40人计,养活能力按世界标准计,就要在500个平方公里内采食生活资料。劳动力和劳动条件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群体人口越多,这个距离越大。对孕妇、母亲、婴儿、少年的压力够大了。
    利用自然火到古人阶段人工取火,提高了和环境作斗争的能力,小群体已经独立和自然环境争生存。那时由于乱交,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亲是天然的保护人和当然的领导人。这时,以母亲为首,率领自己的儿女和愿意共妻的成年男性,从猿人群体分化出来,建立母系群体,另辟生活基地。如果母系群体人口10人,便可以在125平方公里面积内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结合关系,也就是提高了存活能力。
    母系群体成立初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亲子间、老幼间的性关系;第二实行群体内部同辈群婚制;第三是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共同抚育,各取所需[28]。于是出现了母亲“含哺而熙”,孕妇“鼓腹而游”[29],皆大欢喜的景象。这条人口规律,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作用又多么大!
    随着人口增加,一批批一代代分化出胞族,各奔前程。公元前10万年起,进人新人阶段。一代代“勤劳心力耳目”,体形和体质已经锻炼得和现代人差不多。母系群体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进一步巩固原始共产制。密切胞族间关系,建立部族联盟,以利于向空间发展,来支持人口的增涨。,
    中国猿人遗存的十余万件石器中,有三颗石箭鍭[30],意味到他们在试制弓箭。古人阶段、晋北阳高许多窑人,制成飞石索[31],向弓箭靠拢了一步。新人阶段后期,传说:“牟夷作矢,挥作弓”[32];“捶作弓,浮游作矢”[33]。似乎是传说混乱,其实是中国猿人的试制弓箭。此外从“竭泽而渔”[34],到传说伏牺氏“结绳而为网置”[35]。于是“山居则食鸟兽”,“近水则食鱼鳖螺蛤”[36]。从而采集劳动效率提高、自然食物范围扩大,制陶、畜牧、农业相继发明,支持新人阶段人口增达79万人。
    通过以弓箭为标志的中石器时期、进入新石器时代,“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得到发展,繁荣了母系氏族公社,成为仰韶文化的特征。
    畜牧业和农业分工,促进了剩余劳动的增加;商业应运而起。仰韶文化末期,父系氏族公社取代母系氏族公社,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勤劳心力耳目”普及人心,致有“观鱼翼(鳍尾)而创橹”[37]、“师蜘蛛而作网”[38],“见窽木浮而知造舟,见飞篷转而知作车”[39]。
    随着手工业和农业分工、商业和手工业分工、在农村之外形成城市,广开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相结合的道路。人口得到发展,分出去的胞族越来越多,人口空间分布越来越广,父系氏族公社向家长制农村公社发展。于是,具有捍卫公共福利作用的部族联盟,日见其重要。舜禹时的人口传说,也就成为永垂青史的历史见证。


注释:
[1]西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说:“禹后时九州之地凡24,308,024顷,定垦者9,208,024顷,民口13,553,923人”。我认为禹后受禅时年已老,在位八年,巡狩江南时,死于会稽,按当时条件不可能完成这两项调查。我认为这两个数字是在奉舜命“治水平土定九州”过程中得来,应改称为“舜禹时的人口数”
[2](苏)德•伊•瓦连捷伊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第四篇世界人口和世界资源,说到新石器时代人口问题:“至于中国,现有当时人口数的直接数字,可以用来作为计算根据”
[3]《汲家纪年》
[4]《汲家纪年》又称《竹书纪年》。由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时魏安厘王(一说魏襄王)古墓,公元281年(晋太康二年)出土竹简数十车,是漆写的蝌蚪文,记录禹后和夏代史料较多。由晋人卫桓、束晳译出并加注释和考证,它和《帝王世纪》宋代末失传,由元明人抄本或转录。笔者所见的是《指海》所录
[5]引自《尚书•益稷》、《史记•五帝本纪•》和《吕氏春秋•贵因》诸书
[6]陕北《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所载《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
[7]《史记•五帝本纪》1-6
[8]顾炎武:日知录
[9][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89、117页
[10]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9
[12]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
[13]英国百科全书、人类人口
[14]《淮南子•本经训》
[15]《韩非子•五蠢》
[16]《管子•君臣》
[1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1-8
[18]《淮南子•修务篇》
[19]《庄子•外物》
[20]命历序
[21]《庄子•盗跖》
[22]《淮南子•修务篇》
[23](日)菱沼徒尹:人类限界寿命的进化。见(日)《世界与人口》1982年第二期
[2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49页
[25]张薰华:《试论人口发展规律》(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人口理论研究室不定期刊物)
[26][28]《礼记•礼运》
[27](苏)德•伊•瓦连捷伊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251页
[29]《庄子•马蹄》
[30]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31]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
[32]《世本》
[33]《荀子•介蔽》
[34]《淮南子•本经训》
[35]易系辞、传
[36]谯周:古史考
[37]《名物考》
[38]《抱朴子》
[39]《淮南子•说山训》


【文章出处】《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一凡(1909-)经济学家。上海嘉定人,曾任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外经济拔卒》、《中外经济年报》、《申报经济专刊》主编,大同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苏南工专、中华工商专科等校,任过《正言报》经济版主笔、《商报》主笔。1949年后任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与世界经济现势》(1934)、《财政金融大辞典》(1936年)、《苏联计划农业》(1946年)、《苏联计划配合》(1947年)、《苏联计划工业》(1948年)、《米业须知》、《糖业须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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